“做官发财”意识因何根深蒂固

众所周知,中国自古“官本位”思想根深蒂固。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曾经说过:“充满吾人之神经,填塞吾人之骨髓,虽尸解魂消,焚其骨,扬其灰,用显微镜点点验之,皆各有‘做官发财’四大字。做官以张其威,发财以逞其欲。”“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,发愤维新之志士,一旦与世周旋,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,无不与日惧深。浊流滔滔,虽有健者,莫之能御。”

毋庸置疑,“做官发财”的意识在中国千年不绝,浊流滔滔,莫之能御。人们不禁要问,“官本位”思想在中国缘何根深蒂固,“做官发财”意识何以千年不绝?以笔者之见,钩沉史事,由是观之,主要四点成因:

其一:“官贵民贱,约定俗成”。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等级森严,皇权至上,尊卑有序,官员皆以老百姓的“父母官”自称,官贵民贱约定俗成,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。故孔子有“学而优则仕”的训导。孟子有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於人”的名言。民间有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之说。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,皆以做官为贵,做官被认为是高人一等,成了许多人孜孜以求的梦想。为了有朝一日彰名显贵,不知有多少人昼夜苦读,板凳坐穿﹔为了谋官,不知有多少人隐忍自励、逆来顺受﹔为了升官,不知有多少人殚精竭虑、机关算尽﹔为了保官,不知有多少人趋炎附势、言不由衷。由於“官本位”积习盘根错节、谬种流传,一些技术人员不能集中精力搞科研,一些教师不能认真搞教学,一些企业家不能一心一意搞经营,一些干部不能脚踏实地干工作,一些专家不能专心致志搞研究,许多人都拥挤在“仕途”的小道上,甚至不择手段,跑官要官,买官卖官。

其二:“做官发财,利禄丰厚”。我国早在宋代,就有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的民谚。主要意思是,即使是不贪赃枉法的清廉知府,一任三年下来,也有十万两银子的进项,如果是黑心贪黩的知府,情况就更让人叹为观止了。在华夏历史长河中,贪官污吏层出不穷,前腐后继,像割韭菜一样,割一茬,生一茬,如战国的伯痞、秦代的赵高、东汉的董卓、北宋的蔡京、明代的魏忠贤、清朝的和珅等等,其中和珅因富可敌国而独占鳌头。据史料记载,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乾隆逝世,初八嘉庆下谕宣布革和珅之职,下狱问罪,抄没家产,折合白银11亿两,而清朝每年的国库收入仅为7000万两,和珅家产相当於15年清朝的国库收入。其实,时下有的贪官也是日进斗金,财源滚滚,一夜暴富者不乏其人,故有“权有多大,利就有多大”之说。

其三:“封妻荫子,仙及鸡犬”。中国汉代就有“一人飞升,仙及鸡犬”的典故。夫贵妻荣,父功子荫,被视为千古“常理”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有:“姊妹弟兄皆列士,可怜光彩生门户﹔遂令天下父母心,不重生男重生女”的感叹。杨贵妃得宠於唐玄宗以后,请求将三个姐姐一起迎入京师,分别被唐玄宗封为虢国夫人、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。三夫人并承恩泽,势倾朝野。杨贵妃堂兄杨銛、杨錡也日见隆遇,时人号为“五杨”。连杨贵妃的同祖兄杨国忠也得宠於唐玄宗,后来官至宰相。其实,这种“鸡犬升天”的活剧现代版也屡屡上演。如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,在他的“权力大树”下,妻子由一名演员升任安徽省行政事务局接待处处长﹔大儿子由一名普通干部升任共青团安徽省委联络部副部长﹔妻大弟杨枫由一名教师升任宣城市委副书记﹔妻二弟杨哲信由货车司机升任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。

其四:“权欲膨胀,本性使然”。庄子说:“声色滋味权势之於人,心不待学而乐之,体不待象而安之。夫欲恶避就,固不待师,此人之性也。”觊觎权力,乐於掌控支配权、决策权、指挥权,颐使气指,发号施令,是一些人的本性。再者,中国自古高度集权,专制主义盛行,权力决定一切,近乎绝对化,养成了人们对权力的顶礼膜拜。一些人把权力的获取看成个人成就的主要标识,炫耀权力的威严成为个人心理的最大满足。正是基於这种快感,加之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制约,最终导致一些官员,为所欲为,有恃无恐,贪污受贿,骄奢淫逸,信马由?,以彰显个人权力的无限能量。暂时不掌握权力者或掌握有限权力者,则不择手段地谋取权力。他们一旦掌握权力,便重蹈一些上司的覆辙,甚至变本加厉,把权力专断推向极端。在这个怪圈内,权力被资本化,行政权力部门化、部门权力个人化、个人权力私有化,权力成了稀缺资源,无权的想掌权,有了小权的想掌大权,掌了大权的则想永久掌权。

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,因为做官能够得到诸多好处,所以“做官发财”的意识才会千年不绝、经久不衰,让人朝思暮想、望眼欲穿。在新世纪、新阶段,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,切实改进党的作风,著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,我们必须将“做官发财”意识从根子上剔除,而代之以“民本位”,树立“立党为公,执政为民”的执政理念。